思念老父那几次痛打
  
  文/阎连科
  
  活到今天,父亲对我的痛打竟使我感到安慰和幸福,竟使我每每想起来,都忍不住去我儿子头上摸一摸。
  
  算到现在,我的父亲有二十四五年没有和我说过一句话了。埋他的那堆黄土前的柳树,都已经很粗很粗。不知道他这二十四五年想我没有,想他的儿女和我的母亲没有,倘若想了,又都想些啥儿,念叨一些啥儿。可是我,却在二十五年间,总是想念我的父亲,想起我的小时候,父亲对我的训骂和痛打。好像,每每想起我父亲,都是从他对我的痛打开始的。
  
  能记得的第一次痛打是我七八岁的当儿,少年期,读小学。学校在镇上的一个老庙里,距家二里路,或许二里多一些。那时候,每年的春节之前,父亲都会千方百计存下几块钱,把这几块钱找熟人到乡村信用社,全都换成一叠儿簇新的一角的毛票,放在他枕头的苇席下,待到了初一那天,再一人一张、几张地发给他的儿女、侄男侄女和在正月十五前来走亲戚的孩娃们。
  
  可是那一年,父亲要给大家发钱时,那几十上百张一毛的票儿却没有几张了。那一年,我很早就发现那苇席下藏有新的毛票儿。那一年,我还发现在我上学的路上,我的一个远门的姨夫卖的芝麻烧饼也同样是一毛钱一个。我每天上学时,总是从那席下偷偷地抽走一张钱,在路上买一个烧饼吃。偶尔大胆起来,会抽上两张,放学时再买一个烧饼吃。
  
  那一年,从初一到初五,父亲没有给我脸色看,更没有打我和骂我,他待我如往年无二,让我高高兴兴过完了一个春节。可到了初六,父亲问我偷钱没有?我说没有。父亲便厉声让我跪下了。又问我偷没有,我仍然说没有,父亲就在我脸上打了一耳光。再问我偷没有,仍说没有时,父亲便更为狠力地朝我脸掴起耳光来。记不得父亲统共打了我多少耳光,只记得父亲直打到我说是我偷了他才歇下手。
  
  记得我的脸又热又痛,到了实在不能忍了我才说那钱确是我偷了。说我偷了全都买了烧饼吃掉了。然后,父亲就不再说啥儿,把他的头扭到一边去。我不知道他扭到一边干啥儿,不看我,也不看我哥和姐姐们,可等他再扭头回来时,我们都看见他自己眼里含着的泪。
  
  第二次,仍是在我十岁之前,我和几个同学到人家地里偷黄瓜。仅仅因为偷黄瓜,父亲也许不会打我的,至少不会那样痛打我。主要是因为我们偷了黄瓜,其中还有人偷了人家菜园中那一季卖黄瓜的钱。人家挨个儿地找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里去,说吃了的黄瓜就算了,可那一季瓜钱是人家一年的口粮哩,不把钱还给人家,人家一家就无法度过那年的日子去。父亲也许认定那钱是我偷了的,毕竟我有着前科,待人家走了之后,父亲把大门闩了,让我跪在院落的一块石板铺地上,先劈里啪啦把我痛打一顿后,才问我偷了人家的钱没有。因为我真的没有偷,就说真的没有偷,父亲就又劈里啪啦地朝我脸上打,直打得他没有力气了,气喘吁吁了,才坐下直盯盯地望着我。
  
  那一次,我的脸肿了,肿得和暄虚的土地样。因为心里委屈,夜饭没吃,我便早早地上了床去。上床了也就睡着了。睡到半夜父亲却去把我摇醒,好像求我一样问:“你真的没拿人家的钱?”我朝父亲点了一下头。然后,然后父亲就拿手去我脸上轻轻摸了摸,又把他的脸扭到一边去,去看着窗外的夜色和月光。看一会他就出去了。出去坐在院落里,孤零零地坐在我跪过的石板地上的一张凳子上,望着天空,让夜露潮润着,直到我又睡了一觉起床小解,父亲还在那儿静静地坐着没有动。
  
  那时候,我不知道父亲坐在那儿思忖了啥。几十年过去了,我依旧不知父亲那时到底是在那儿省思还是漫想着这家和人生的啥。
  
  第三次,父亲是最最应该打我的,应该把我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的,可是父亲没打我。是我没有让父亲痛打我。那时我已经越过十周岁,也许已经十几岁,到乡公所里去玩耍,看见一个乡干部屋里的窗台上,放着一个精美铝盒的刮脸刀,我便把手从窗缝伸进去,把那刮脸刀盒偷出来,回去对我父亲说,我在路上拾了一个刮脸刀。
  
  父亲问:“在哪儿?”
  
  我说:“就在乡公所的大门口。”
  
  父亲不是一个刨根问底的人,我也不再是一个单纯素洁的乡村孩子了。到后来,那个刮脸刀,父亲就长长久久地用将下来了,每隔三朝两日,我看见父亲对着刮脸刀里的小镜刮脸时,心里就特别温暖和舒展,好像那是我买给父亲的礼物样。不知道为啥儿,我从来没有为那次真正的偷窃后悔过,从来没有设想过那个被偷了的国家干部是个什么模样儿。
  
  直到又过了多年后,我当兵回家休假时,看见病中的父亲还在用着那个刮脸刀架在刮脸,心里才有一丝说不清的酸楚升上来。(感恩  www.lz13.cn)我对父亲说:“这刮脸刀你用了多年了,下次回来我给你捎一个新的吧。”父亲说:“不用,还好哩,结实呢,我死了这刀架也还用不坏。”
  
  听到这儿,我有些想掉泪,也和当年打我的父亲样,把脸扭到了一边去。
  
  把脸扭到一边去,我竟那么巧地看见我家老界墙上糊的旧《河南日报》上,刊载着郑州市1981年第2期《百花园》杂志的目录。那期目录上有我的一篇小说,题目叫《领补助金的女人》,然后,我就告诉父亲说,我的小说发表了,头题呢,家里这墙糊的报纸上,正有那目录和我的名字呢。父亲便把刮了一半的脸扭过来,望着我的手在报纸上指的那一点。
  
  两年多后,我的父亲病故了。回家安葬完了父亲,收拾他用过的东西时,我看见那个铝盒刮脸刀静静地放在我家的窗台上,黄漆脱得一点都没了,铝盒的白色在锃光发亮地闪耀着,而窗台斜对面的界墙上,那登了《百花园》目录的我的名字下面,却被许多的手指指指点点,按出了很大一团黑色的污渍儿,差不多连“阎连科”三个字都不太明显了。
  
  算到现在,父亲已经离开我了四分之一世纪。在这二十四五年里,我不停地写小说,不停地想念我父亲。而每次想念父亲,又似乎都是从他对我的痛打开始的。我没想到,活到今天,父亲对我的痛打,竟使我那样感到安慰和幸福;竟使我每每想起来,都忍不住会拿手去我儿子头上摸一摸。
  
  可惜的是,父亲最最该痛打、暴打我的那一次,却被我遮掩过去了。而且是时至今日,我都还没有为那次正本真切的偷盗而懊悔。只是觉得,父亲要是在那次我真正的偷盗之后,能再对我有一次痛打就好了。在父亲的一生中,要能再对我痛打上十次八次就好了。父亲如果今天还能如往日一样打我和骂我,我该有何样的安慰幸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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