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来的母亲
  
  文/张抗抗
  
  【一】
  
  那天清晨6点多钟,书房的电话急促地响起来。我没接,翻身又睡了。过了一会儿,铃声又起,在寂静中响得惊心动魄。我顿时惊醒,跳下床直奔电话。一听到话筒里传来父亲低沉的声音,我的脑子嗡的一下,抓着话筒的手都颤抖了。
  
  在这个秋天的早晨,年近80岁的母亲突发脑出血,被送往医院抢救,准备手术。放下电话,我浑身瘫软。当天晚上,我乘坐最后一班飞机回到了杭州。
  
  走进重症监护室的最初那一刻,我找不到母亲了——仅仅一天,脑部手术后依然处于昏迷状态的母亲,整个面部都萎缩变形了,口腔、鼻腔和身上到处插满管子,头颈上敷着大面积的厚纱布。那时我才发现母亲没有头发了,那花白而粗硬的头发,由于做手术完全被剃光,露出了青灰色的头皮。没有头发的母亲不像我的母亲了。
  
  手术成功地清除了母亲脑部表层的淤血,家人和亲友们都松了口气。我们在重症监护室外的走廊上整日整夜地守候,焦虑而充满希望地等待着母亲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我无数次俯身在母亲耳边轻声呼唤:“妈妈,妈妈,您听到我在叫您吗?妈妈,您快点儿醒来……”
  
  两天后的那个上午,母亲终于睁开了眼睛,却不能说话。许多时候,我默默地站在她身边,长久地握着她冰凉的手,暗自担心苏醒过来的母亲也许永远不会说话了。苏醒后的母亲意识依然是模糊的,只能用茫然的眼神注视着我们。
  
  【二】
  
  母亲开口说话,是在呼吸机拔掉后的第二天晚上。那天晚上恰好是妹妹值班,她告诉我们母亲一口气说了好多话。
  
  清晨我赶到医院病房,悄悄走到母亲的床边,问:“妈妈,认识我吗?”
  
  母亲用力地点头,却叫不出我的名字。
  
  我说:“妈妈,是我呀,抗抗来了。”
  
  由于插管子损伤了喉咙,母亲的声音变得粗哑低沉。她复述了一遍我的话,可那句话却变成了:“妈妈来了。”
  
  我纠正她:“是抗抗来了。”
  
  她固执地重复说:“妈妈来了。”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上来。一个熟悉的声音从我遥远的童年时代传来:“别怕,妈妈来了。”在母亲苏醒后的最初时段,在母亲依然昏沉疲惫的意识中,她脆弱的神经里不可摧毁的信念是:妈妈来了。
  
  是的,妈妈终于回来了。
  
  【三】
  
  从死神那里侥幸逃脱的母亲,重新开口说话的那些日子,会奇怪地冒出许多文言文的句子。探望她的亲友对她说话,她常常反问:“为何?”要是问她感觉怎么样,她回答:“甚感幸福。”那些言辞也许是她童年记忆中接受的最早教育,也许是她后来的教师生涯中始终难以忘却的语文课文。
  
  母亲的语言功能开始一天天恢复正常。每一次医护人员为她治疗,她都不会忘记说声“谢谢”。她开始使用一些复杂的句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却又常常词不达意,让人忍俊不禁。她常常把我和妹妹的名字混淆,我们纠正她的时候,她会狡辩说:“你们两个嘛,反正都是我的女儿。”
  
  离开重症监护室之前,爸爸对她说:“我们经历了一场大难,现在灾难终于过去了。”
  
  母亲准确地复述:“灾难过去了。”
  
  母亲的意识与语言功能的康复是十分艰难与缓慢的,但她天性里的那种纯真、善良和诗意,却始终被她无意地坚守着。若是问她:“妈妈,你今天有哪里不舒服吗?”她总是回答说:“我没有不舒服。”有亲戚去看望她,在她床前站成一排,母亲看着他们,微笑着说:“亲亲爱爱一家人。”那是我小时候母亲给我买的一本苏联儿童读物的书名。听见不知从何处传来的音乐声,母亲说:“敞开音乐的大门,春天来了。”医生带着护士查房,在她床前嘘寒问暖,母亲说:“这么多白衣天使啊……”
  
  母亲刚刚苏醒的时候,我妹妹的儿子阳阳扑过去叫外婆的那一刻,母亲还不会说话,但她笑了,笑容使她满脸的皱纹一丝丝堆拢,像金色的菊花那样在微风中舒展,那是我见过的最灿烂的笑容。
  
  母亲永远都在赞美生活。在她的内心深处,没有怨恨,没有忧郁。即使遭受如此病痛,她仍如同一生中的任何时候一样,坦然承受着所有磨难,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即使在她大病初愈、脑中仍然一片混沌之时,她依然本能地快乐着,对这个世界心存感激。
  
  【四】
  
  也许是得益于平和的心态,母亲在住院几个月之后,终于重新站立起来,重新走路,自己吃饭,与人交谈,生活也逐渐能够自理,几乎奇迹般地康复了。
  
  我为自己有这样一个美好的母亲而骄傲。在思维逻辑尚未完全恢复的状态下,母亲让我看到了她最本真、最纯粹、绝无矫饰伪装的童心和善意。母亲在健康时曾经给予我的所有理性的教诲,都在她意识模糊而昏沉的那些日子里,得到了最诚实的印证。
  
  (摘自《张抗抗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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