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盖茨夫妇在2014年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致辞
比尔·盖茨：
2014届毕业生，祝贺你们！能站在这里，梅琳达和我都很兴奋。每一个收到邀请，能够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讲话的人都会又紧张又兴奋——但我们尤其高兴。
长久以来，斯坦福都是最受微软和我们的基金会青睐的大学之一，而现在它正迅速得到我们家族的喜爱。我们的原则是让最聪明、最有创造力的人来解决最重要的问题。事实证明，有相当一部分这样的人都出自斯坦福。
现在，有30多个我们基金会投资的研究项目都在斯坦福开展。当我们想更好地了解免疫系统从而帮助治愈绝症时，我们与斯坦福开展了合作；当我们想了解美国高等教育状况的变化以便使更多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读得起大学时，我们又一次与斯坦福展开了合作。
这里天才汇聚，思想灵活——人们对变化持开放态度，对新鲜事物充满了渴望。人们在这里可以饶有兴味地一窥未来。
梅琳达：
有些人叫你们“呆子”——而你们则自豪地接受了这一绰号。
比尔·盖茨：
我们也是如此。
在这所斯坦福的校园里发生着许多非凡的事情。但如果非要梅琳达和我用一个词来说明我们对这里的热爱，那么这个词是“乐观”。在这里有一种极富感染力的氛围，即创新几乎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正是在这种信念的激励下，我于1975年离开了这所位于波士顿郊区的学校，并从此一去不回头。我相信，计算机和软件的魔力能够使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变得更强大，并使世界变得越来越美好。
自那时起已经过了将近40年，而梅琳达和我也已经结婚20年。如今我们比以往更加乐观。但在我们共同的旅程中，乐观精神是逐渐延续的。今天，我们希望将自己学到的传授给你们——并且告诉你们，我们大家的乐观精神将会如何为更多人做更多事。
在保罗·艾伦和我初创微软时，我们想让人们获得计算机和软件的力量——这是我们使用的一种比喻性说法。在这个领域中的一本开创性书籍的封面上有一只举起的拳头，书名叫做《计算机的解放》。在那时，只有大公司才能买得起计算机。我们想使普通人也也能买得起——并且使电脑操作普遍化。
到20世纪90年代，我们见证了个人计算机使人们获得的深远力量。但这种成功又带来了新的困境：如果富人家的孩子拥有了计算机，而穷人家的孩子无法拥有，那么技术反而会使不公平的状况加剧。这种状况违背了我们的核心信念——技术应当使所有人受益。因此我们致力于缩小这种“数字鸿沟”。我将它作为微软发展的重中之重，梅琳达和我将它作为基金会早期发展的重点——向公共图书馆捐献个人电脑并保证所有人都能使用。
在我1997年第一次造访非洲时，“数字鸿沟”是我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我是因公务去的那里，因此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约翰内斯堡的市中心开会。期间，我居住在南非最富的一户人家里。那时距纳尔逊·曼德拉被选举为南非总统从而标志着种族隔离的结束仅仅过去了三年时间。当我坐下来，与那户人家的主人们一起用餐时，他们就摇铃，将管家唤过来为他们服务。用餐结束后，男女宾客会分开，男士们聚在一起抽雪茄。那时我想，“还好我读过简·奥斯汀的书，否则根本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第二天我去了索维托，这是一个位于约翰内斯堡西南方向的贫穷小镇，这里曾经是一个反种族隔离运动的中心。
从市区到这个小镇只有很短一段距离，但进入小镇的那一刻我非常震惊，一切都是那么不和谐。我进入了一个与我的国家截然不同的世界。
索维托之行早早地就为我上了一课，让我明白了自己有多么天真。
微软向那里的一个社区中心捐赠了计算机和软件——这些事是我们在美国就曾做过的。但我很快明白过来，这里并不是美国。
我曾阅读过有关贫困的数据，但我从未真正见过贫穷。那里的人们住在皱巴巴的铁皮棚子里，里面不通电、不通水，也没有厕所。大多数人都不穿鞋，赤着脚走在街上——只不过那里也没有街——只有在泥土上轧出的一条条车辙。
社区中心没有接入稳定的电源，因此人们装配了一条长达200英尺的延长电缆，从外面的一个柴油发动机接入到社区中心。看着这堆装备，我知道，现场的记者们和我一离开，发电机就会被挪走，去解决其他更紧迫的问题，社区中心的使用者们也会回去，继续为生活的挑战而忧心忡忡，因为个人计算机并不能为他们解决这些挑战。
当我对媒体发表已经准备好的评论时，我说：“我们在索维托所做的是一个里程碑。以后我们就会知道，先进技术是否会将发展中国家抛在后面。我们所做的将会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
读出这些句子时，我明白它们都是些不相干的话。我没有说出的是：“顺便提一下，我们并没有关注这样一个事实——这片大陆上每年有50万人死于疟疾。但是我们非常确定，将会为你们带去计算机”。
去索维托之前，我以为自己理解这世上的问题，但我却对那些最重要的问题视而不见。我所见到的让我大为吃惊，因此我必须问自己，“我还相信创新能够解决这世界上最棘手的那些问题吗”？
我对自己承诺，在返回非洲之前，我要找到更多导致人们贫穷的原因。
多年以来，梅琳达和我的确越来越多地了解了贫穷的人们最迫切的需求。后来有一次去南非时，我探访了一家治疗耐多药肺结核（MDR-TB）的医院，这种病的治愈率不足50%。
我记得那家医院，那里充斥着绝望。那里有着巨大而开阔的病房，许多病人穿着睡衣，戴着口罩，脚步沉重地走来走去。
医院里有一层是儿童病区，其中有一些仍在襁褓中的婴儿。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学校，身体状况足够好的孩子可以在这里学习，但是许多孩子的病情都不见好转，院方似乎也不知道是否值得开着学校。
我与这里一位30出头的女病人聊了聊。在一家肺结核医院工作的时候，她开始咳嗽。然后她去看了医生，医生告诉她，她感染了抗药性肺结核。后来，她又被诊断出患有艾滋病。她的生命没有多少时间了，但还是有许多MDR患者等着在她腾出床位之后占据她的床。
那是一个地狱，那里的人们都在死亡名单上等候着。
但是面对地狱，我的乐观精神并没有减退，反而使我变得更加乐观。我上了车，对与我们共事的医生说：“是的，我知道MDR-TB很难治愈。但我们应该能为这些人做一些事”。我们在今年进入了一项新的肺结核药物疗法的第三阶段。根据参与疗法的病人的反馈，以前18个月的治疗费用为2000美元，治愈率只有50%，而如今六个月的治疗费用在100美元以下，治愈率能达到80%到90%。失败率能降到百分之一就更好了。
人们经常会把乐观当作虚假的希望加以摒弃，但同样存在着虚假的绝望。
正是这种态度宣称，我们无法打败贫穷和疾病。
但我们一定可以。
梅琳达：比尔在参观完那个肺结核医院之后就给我打了电话。通常我们在旅行期间通话时，只是回顾一下一天中的行程：“这些是我今天做的事；这些是我今天去的地方；这些是我今天见的人”。但那天的电话很不一样。他说：“梅琳达，我去了一个以前从没去过的地方”，然后他哽咽得说不出话来。最后他只说了句：“回家后我会告诉你一切”。
我知道他都经历了些什么。看到生活在绝望中的人们，你也会心碎的。但要尽可能多地帮助他们的话，你就必须看到最坏的情况。那就是比尔在那天所做的，我同样经历过那样的日子。
十年前，我曾与朋友们一同到印度旅行。在离开印度的前一天，我抽出了一些时间见了几个性工作者。我本来希望跟她们谈一谈，她们可能会染上艾滋病，但她们却想说从事这一行业的耻辱。大多数女性都是因为被丈夫抛弃才开始做妓女的。她们要努力挣到足够的钱，才能养活孩子。在社会上的其他人看来，她们的地位非常卑微，因此任何人——包括警察——都可以抢劫、殴打甚至**她们，而没有任何人关心她们。
与她们一起谈论生活对我的触动很大。但我印象最深的是，她们非常渴望与我接触，似乎肢体接触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她们的价值。在我要走的时候，我们所有人胳膊挽在一起，照了一张像。
后来我又花了些时间拜访一个绝症患者之家。走进一个大厅，我看到了成排的简易床。每张床前都有人照料着，除了远离角落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