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烟云

  凡是公务员,都盼望星期六早早来到。铁路局公务员的陶祖泰却是例外。

  天气太好。办公厅窗外一丛盛开的夹竹桃在和风中点头,自然是朝窗里的专等“下班”铃响的公务员们,陶祖泰也在内。温和的天气,笑开了的夹竹桃,都是大公无私的,然而陶祖泰觉得夹竹桃只对他一人点头,而且这点头是嘲笑的意味。

  离开“下班”钟点大约二十多分,科长先走了,办公厅里就紧张起来:收拾公文,开了又关了抽屉,穿大褂,找帽子,摸出表来看了一遍又一遍,打电话约朋友,低声(夹着短促的笑音)商量着吃馆子呢还是看电影,——个个人都为“周末”而兴奋,只有陶祖泰惘然坐在那里,为了“周末”而烦恼。

  他最后一个踱出了办公厅,心里横着两个念头;怕回家去,然而又不放心家里。这是他近来每逢星期六必有的心绪,他承认自己的能力已经无法解决这个矛盾的心理。

  除了星期六,他在同事们中间是最有“家庭幸福”的:夫人年青,相貌着实过得去,性情也是好的,孩子只有一个,五六岁,不淘气。三等科员的收入原好像太少一点儿,可是夫人有一份不算怎么小的“陪嫁”,逢到意外开支,她从不吝啬。因此,除了星期六,这位年青的丈夫是极恋家的,他总是第一个把公文收好,守候“下班”铃响,第一个跑出办公厅,一直线赶回家去。到家以后呢,“左顾孺人,右弄稚子”,他不喜欢汉口的热闹,而汉口的热闹也从不来干涉他。

  斜阳照着蜿蜒北去的铁轨,像黄绿夹杂布上的两条银线。他不知怎么走了这和家去相反的路。他还没觉得。眼怔怔望着那铁轨,忽然想起七八年前他有一位同学在铁路轨道上**。他用脚尖踢着铁轨旁边的枕木,摇了摇头。他的中学校的同学,有好几位是企图过**的;他们以为**是高尚而又勇敢的行为;高尚,因为一个人自己觉得会阻碍了别人(尤其是亲爱者)的幸福时,**是最彻底的牺牲;而能作彻底的牺牲者,自然是勇敢的。陶祖泰也抱有这信念。他也曾企图过两次的**。第一次在结婚以前,但这一次他事后是颇悔惭的,因为并非为了什么“积极的理想”,只是感到生活无味。结婚以后他又有第二次的“企图”,然而朋友们把他救了转来时,他忽然感激了朋友。他说,他在吞下了***片以后就猛省到他的**的动机还是不够高尚,为的他之企图**实在是感到能力不够,不能使他所亲爱的人有幸福,他想要“逃避”他的责任。

  是这第二次“自我批评”以后,他努力找职业,而且努力学习“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半年前他到汉口的铁路局办事,在他职业纪录中已经是第四次的变化。

  他眼怔怔望着那远接天边的发亮的铁轨,他脑子里闪电似的飞过了种种的往事,特别是那第二次的**企图;他轻轻地摇着头,便反身沿着铁轨走回去。他愈走愈快了,不多一会儿便和铁轨分手,一直回家去。现在是“不放心家里”的意念压倒了“怕回家去”,——应当说,“责任”的观念压倒了“逃避”的意识。

  因为走得太急了,陶祖泰到家时心跳气促,开不来口。孩子跳到他身边,抱了他的大腿,唤着“爸爸”,他也顺不过气来应一声,只是用手摩着孩子的头。半晌,他这才挣扎出一句话来:

  “妈妈呢?”

  孩子还没回答,陶祖泰一眼早看见壁头的衣钩上没有了夫人那件新制的蓝绸披肩,他颓然叹一口气,拉着孩子的手,想要坐下,却又不坐,伛着腰,轻声的,似乎不愿意出口,问道:

  “那个——朱……先生,教书的朱先生,来过么?”

  孩子仰脸看着他爸爸,一对小眼睛睁得滚圆;爸爸的脸色太难看,爸爸的声音也太怪样,他害怕,他把脸扑在爸爸身上。

  陶祖泰拍着孩子的背,放和顺了口音说:

  “哎,孩子!”

  “爸爸。妈妈,隔壁黄伯伯家里,打牌;”孩子露出脸来,又看着他父亲了。“妈妈说,买一个洋泡泡,给宝宝,等爸爸回来,同去买。”

  陶祖泰勉强笑了笑,一声不响,抱起孩子来,就走出去了。

  他抱着孩子,就到隔壁黄家。刚走进那阴湿的小院子,就听得“男和女杂”的笑声夹着牌响。他忽然打了一个寒噤,他忽然想道:“随她去罢,——随他们去罢:自家又何苦去受刑罚。”可是他依然朝前走,不知不觉却在两臂上加了劲,惹得怀里的孩子怪不舒服。

  狭长的旧式边厢。开亮了电灯,照着四张红喷喷亮油油的面孔。陶祖泰刚挨身进去,第一眼就看见坐在他夫人对面的,正是那位当教员的朱先生。然而第一眼看见陶祖泰进来的,却是那位半个后身对着厢房门的黄太太;她似乎要避开台面上的某种手和手的举动,把脸一别,可就看见了陶祖泰了。她立即招呼道:

  “陶先生,你来打几圈罢。陶太太手气不好。”“哈哈哈,陶先生果然赶来了!哈哈!”是姓朱的声音。陶祖泰觉得刺耳。

  “我们刚打完了四圈,祖泰,你来换我罢!”

  黄先生说着就站起身来。

  “不行,不行;你是赢家!”又是朱先生的大叫大嚷,他那胖脸上的一对猫头鹰眼睛向陶夫人使个眼风。陶夫人有没有“反应”,却因她是背向着厢房门的,陶祖泰看不到。他放下了孩子,就挨到黄先生背后去,一面苦笑着回答。

  “我不来,不来;诒年兄不要客气。”

  “老朱。”黄诒年微笑说:“那么,你是输家,你歇这么四圈罢?”

  “不行,不行;我要翻本!陶太太,你说对不对:不许换人,我们都要翻本!”

  陶太太笑了笑,不作声。她随便朝丈夫看了一眼,又随便看了儿子一眼,数着输剩的筹码。儿子跑过来,靠在她身上,她也不去理他。

  扳过了座位。朱先生成了陶太太的上家。

  孩子得了黄太太给的苹果,早已忘记洋泡泡了。陶祖泰坐在他夫人背后,名为“观场”,其实是在“研究”朱先生的眼风。

  陶祖泰这一份苦恼的操心,在最近一月来早已成了公开的秘密。黄诒年和黄太太最初发现了这现象时,还说“陶祖泰又发了神经病”。背着陶祖泰的面,然而当着陶太太和朱先生跟前,黄诒年夫妇俩还隐隐约约指着这件事当作笑话。黄太太甚至于还替陶太太抱不平:“陶太太,这是不尊重你的人格,岂有此理!封建思想!”

  什么是“人格”,什么是“封建思想”,陶太太不很懂。她读过三年小学,勉强能够看《天宝图》之类的书,自从和陶先生结婚,她也曾依了陶先生的意思看过托尔斯泰,但是一部《复活》从她有了身孕(那是结婚以后第二年的事)那年看起,到现在还没看完;到汉口,是她第一次见大场面,她初来时看见陌生人还要脸红。

  然而她爱打牌。坐进了牌局,即使有陌生男人,也就忘记了脸红。何况黄先生是她丈夫的老朋友,而朱先生又是黄先生的朋友;更何况黄太太虽然也不过二十来岁,却好像不是年青人,不是女人,黄先生不在家时,任何男客她都招待,和男客们说说笑笑是常事。

  这一些,是陶太太到汉口后看在眼里,而且懂的。所以当黄太太代抱不平时,什么“人格”,什么“封建思想”,陶太太虽然不很懂,可是也曾心里这样想过:“真好笑!可不是,黄先生从来不曾那样极,——恶形恶状。”

  她不会向丈夫“提抗议”,可是不知不觉中她和朱先生多说笑些,不知不觉中她每逢星期六非到黄先生家里去打牌不可。

  但这是一个月以前呢!现在,陶太太自己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同,也不觉得朱先生有什么不同,可是黄诒年夫妇俩却觉得朱先生已经大大不同,而陶太太也有点换样。现在,黄诒年夫妇俩不敢再拿陶祖泰那种苦恼的“操心”当笑话讲了,他们对于陶祖泰同情。

  现在陶太太也更加明白丈夫对自己的用心了,然而她也惯了,不觉得讨厌,也从没愤然叫屈,只“随他去罢”!

  她也觉不出朱先生有什么“不妥”。自然,打牌的时候,朱先生常常探出她的“要张”来就放了“铳”。但原是小玩玩,至多是七八块的输赢,要什么紧?因此,有时背着朱先生,黄诒年夫妇俩隐隐约约提到朱先生似乎有点“那个”时,陶太太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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