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人,你若到斯巴

  [德]海因里希·伯尔

  汽车停下来后,马达还响了一会儿,车子外面什么地方有一扇大门被人拉开了。光线透过打破的车窗照进汽车里,这时我才看见,连车顶上的灯泡也碎了,只有螺口还留在灯座上,三两根细钨丝和灯泡残片在颤动着。一会儿发动机的嘟嘟声停止了,只听见车外有人喊道:“把死人抬到这里来:你们那里有死人吗?”——“该死的,”司机大声地回答道,“你们已经解除灯火管制了吗?”

  “整个城市烧成一片火海,灯火管制还有什么用!”那个陌生的声音喊道,“我问你们,到底有没有死人?”

  “不知道。”

  “把死人抬到这里来!你听见了吗?其他人抬上楼,抬到美术教室去!明白吗?”

  “好的,好的!”

  不过我还没有死,我是属于“其他人”里面的。他们抬着我上了楼梯。先经过一条长长的灯光昏暗的过道,这里的墙壁刷成绿色,墙上钉着老式的黑色弯形挂衣钩,两扇门上都挂着搪瓷小牌,写着“一年级甲班”和“一年级乙班”。两扇门之间挂着费尔巴哈的《美狄亚》,柔光闪烁,画像在黑色镜框的玻璃后面凝眸远眺;随后,经过挂着“二年级甲班”和“二年级乙班”牌子的门口,这两扇门之间挂着《挑刺的少年》,这张精美的照片镶在棕色的镜框里,映出淡红色的光辉。

  正对着楼梯口的地方,**也竖立着一根大圆柱,柱子背面是一件狭长的石膏复制品,是古希腊雅典娜神庙庙柱中楣,做工精巧,色泽微黄,古色古香,逼真异常。随后见到的,仿佛也似曾相识:色彩斑澜、威风凛凛的希腊重甲胄武士,头上插着羽毛,看上去像只大公鸡。就是在这个楼梯间里,墙壁也刷成**,墙上也顺序挂着一幅幅画像:从大选帝侯到希特勒……

  担架通过那条狭长的小过道的时候,我终于又平直地躺着了。这里有特别美、特别大、色彩特别绚丽的老弗里茨像,他目光炯炯,身着天蓝色的军服,胸前的大星章金光闪闪。

  后来我躺着的担架又斜了,从人种脸谱像旁边匆匆而过:这里有北部的船长,他有着鹰一般的眼神和肥厚的嘴唇;有西部的莫泽尔河流域的女人,稍嫌瘦削而严厉;有东部的格林斯人,长着蒜头鼻子;再就是南部山地人的侧面像,长脸盘,大喉结。又是一条过道,有几步路的工夫,我又躺平在担架上。没等担架拐上第二道楼梯,我就看见了小型阵亡将士纪念碑。碑顶有个很大的金色铁十字架和月桂花环石雕。

  这一切从我眼前匆匆掠过,因为我并不重,所以抬担架的人走得很快。也许这一切都是幻觉;我在发高烧,浑身上下到处都疼。头疼,胳膊疼,腿疼,我的心脏也发狂似的乱跳。人发高烧时什么东西不会在眼前显现呢!

  过了人种脸谱像以后,又另换一类:恺撒、西塞罗、马可·奥勒留的胸像复制得惟妙惟肖,深黄的颜色,古希腊、古罗马的气派,威严地靠墙一字排开。担架颤悠着拐弯时,迎面而来的竟也是赫耳墨斯圆柱。在过道——这里刷成玫瑰色——的尽头,就是美术教室,教室大门上方悬挂着伟大的宙斯丑怪的脸像;现在离宙斯的丑脸还远着呢。透过右边的窗户,我看见了火光,满天通红,浓黑的烟云肃穆地飘浮而去……

  我不禁再往左边看去,又看见了门上的小牌子:“九年级甲班”、“九年级乙班”,门是浅棕色的,散发出发霉的味道。两扇门之间挂着金**镜框,我从中只看得见尼采的小胡子和鼻子尖,因为有人把画像的上半部用纸条贴上了,上面写着:“简易外科手术室”……

  “假如现在,”我闪过一个念头,“假如现在是……”但是多哥的大幅风景画,现在已经出现在我眼前了,色彩鲜艳,像老式铜版画一样没有景深,印刷得十分考究。画面前端,在移民住房,以及几个黑人和一个莫名其妙持*而立的大兵前方,是画得十分逼真的大串香蕉,左边一串,右边一串,在右边那串中间一只香蕉上,我看见涂了些什么玩意儿,莫非这是我自己干的……

  但这时有人拉开了美术室的大门,我被人从宙斯像下摇摇晃晃地抬了进去,然后,我就闭上了眼睛。我不想再看见任何东西。美术教室里散发着碘酒、粪便、垃圾和烟草的气味,而且喧闹得很。他们把我放了下来,我对抬担架的说:“请往我嘴里塞一支烟,在左上方口袋里。”

  我感觉到有人在掏我的口袋,接着划了根火柴,我嘴里就被塞上了一支点着的香烟。我吸了一口,说了声:“谢谢!”

  “这一切都不是证据。”我心想。毕竟每一所文科中学都有一间美术教室,都有刷成**和绿色的走廊,墙上也都有老式弯形挂衣钩;就连一年级甲、乙两班之间的《美狄亚》和九年级甲、乙两班之间尼采的小胡子,也不能证明我现在是在自己的母校。肯定有必须挂尼采像的明文规定。普鲁士文科中学的环境布置规定为:《美狄亚》挂在一年级甲、乙两班之间;《挑刺的少年》放在二年级甲、乙两班之间;恺撤、马可·奥勒留和西塞罗放在过道里;尼采挂在楼上——楼上的学生已经学习哲学了。还有雅典娜神庙庙柱中楣,一幅多哥的彩色画。《挑刺的少年》和雅典娜神庙庙柱中楣已经成了世代相传的,美好而又古老的学校摆设。而且可以肯定,一时心血来潮在香蕉上写上“多哥万岁!”的不会就是我一个。学生们在学校里闹的恶作剧也都是老一套。此外,也可能我在发烧,我在做梦。

  我现在不感到疼痛了。在汽车上那会儿更受罪:每当在小弹坑上颠簸一下,我就禁不住要叫喊一次;从大弹坑上开过去,倒还好受些,汽车爬了上去,又爬了下来,就像在波涛里行船。现在注射剂已经起作用了。在路上,他们摸着黑在我胳膊上扎过一针;我感觉到针头戳进了皮肤,接着大腿以下就变得热乎乎的。

  这不可能是真的,我这样想,汽车不会跑这么远,差不多有三十公里地呢。再说,你毫无感觉,除了眼睛以外,其他感官都已失去了知觉;感觉没有告诉你,现在你是在自己的学校里,在你三个月前刚刚离开的母校里。八年不是一个小数目,八年内的一切,难道你只凭一双肉眼,就都能辨认出来吗?

  我闭着眼睛把这一切又回味了一遍,一个个场面像电影镜头那样掠过脑际:一楼的过道,刷成绿色;上了楼梯,这里漆成**,阵亡将士纪念碑,过道;再上楼梯,恺撒、西塞罗、马可·奥勒留……赫耳墨斯、尼采的小胡子、多哥、宙斯的丑脸……

  我淬掉烟头,开始叫喊。叫喊几声总觉得好受些,不过得大喊大叫;叫喊叫喊真好,我发了狂似的叫着喊着。有人俯身观察我的情况,我还是不睁开眼睛;我感到一个陌生人的呼吸的热浪,它散发着难闻的烟草和蒜头的气味,一个声音平静地问道:“怎么啦?”

  “给点喝的!”我说,“再来支烟,在左上方口袋里。”

  有人在我的口袋里摸着,又划了根火柴,把点着的烟塞到我的嘴里。

  “我们在哪儿?”我问道。

  “本多夫。”

  “谢谢!”我说完就吸起烟来。

  看来我当真是在本多夫,那么说就是到家了,要不是高烧发得这么厉害,我就可以肯定自己正呆在一所文科中学里——肯定是一所学校。在楼下时,不是有人在喊“其他人抬到美术教室去”吗?我属于“其他人”,我还活着;显然,“其他人”就是指这些活着的人。那么,这里就是美术教室。要是我能听得真切,为什么我不好好地看看呢?那样就可以肯定了。我确实认出了恺撒、西塞罗、马可·奥勒留,只有在文科中学里才有这些;我不相信,在别的学校的走廊里也会靠墙摆上这三个家伙。

  他终于给我拿水来了,我又闻到他呼出的一股蒜头加烟草的混合味儿,我不由自主地睁开眼睛:这是一张疲惫苍老的脸,没有刮胡子,身上穿着消防队的**。他用衰老的声音轻轻地说:“喝吧,兄弟!”

  我喝着,这是水,水有多么甜美。我的嘴唇触到炊具了,觉得是金属做的。想到还会有好些水要涌进我的喉咙里去,这是一种多么舒服的感觉啊!可是那个消防队员从我嘴边把炊具拿走了。他走开了。我喊叫起来,但他头也不回,只是困倦地耸耸肩膀,径自走开去。躺在我旁边的一个人冷静地说:“吼也没用,他们没有水了;城市在燃烧,你也看得见的。”

  透过遮光窗帐,我看见了熊熊大火。黑色的窗帐外,夜空里红光和黑烟交织,就像添上新煤的炉子。我看见了:是的,城市在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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