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高考还是最公平最给人希望的一条路

  文/韩雪枫

  1983年,15岁的蒙古族少年白岩松进入内蒙古海拉尔二中,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高一学生。他的父亲在他8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母亲独自抚养他和哥哥。他对当时生活的记忆是“每一个冬天都很寒冷”。

  10年后的1993年,25岁的白岩松在北京**电视台工作,成为第一个在《****》露面的新闻主持人。4年后他将主持香港回归大型直播,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场大型新闻直播,他将站在世界瞩目的舞台。

  这像是两段没有交集的人生——“这样的故事如果没有高考,上哪儿上演去?”白岩松说。

  谈高考情景:“那个年代没有那么强的名校概念。”

  新京报:还记得当年高考分数吗?

  白岩松:483分。当时我过了重点线30多分。那时候的高考,首先要看过没过线,接下还要看过没过重点线,能不能上你的第一志愿。所以记得比较清楚。

  新京报:为什么选择北京广播学院?

  白岩松:这是一个偶然,我觉得人的命运确实有很多偶然性。我母亲是一个老师,她的一个学生比我高两届,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我高考那年,这个学生到我家拜年。我听见她跟我妈在聊,说广院如何如何好,比如考试很容易过,总看课外书。我当时就想,嘿,这学校挺好。然后我就一查,发现这学校确实不错。从那一年的春节,我就确定要考广播学院。

  新京报:就因为“考试容易过,总看课外书”?

  白岩松:当然还是我想学新闻。我们班只有两个人想考新闻系,当时热门的是法律和经济。我们这两个人的名字还都有“松”字,另一位叫刘劲松,是个女生。我们俩还互相分配了一下,我说我喜欢广播电视,你喜欢文字,那你考**,我考广院,免得咱俩同业竞争。后来她上了**,我上了广播学院。她的分数也要高一点,我觉得这个挺好玩的。

  新京报:还记得考试时的情景吗?

  白岩松:我考了几门,大部分都是第一个交卷,我妈回来问我数学多少分,我说放心,肯定110,那时候满分是110。分数下来,实际90多,就是因为马虎,没太检查。我觉得我高考因为马虎起码丢掉了20多分,但是也够了。

  新京报:如果多给你一百分,你还会选择北京广播学院吗?

  白岩松:依然是它,即使我所有的科目全考满分,我也选择广播学院。那个年代跟现在不一样,大家没有那么强烈的名校概念。

  我媳妇也是广播学院的,比我低三届。她是江苏的前几名,镇江的文科状元,可以选择中国所有的学校,但是她报的是北京广播学院,富裕很多分。我的同班同学考上了北大历史系,但是他家里觉得他身体比较弱,希望扔到军校练练去。于是他放弃了北大,去了廊坊的武装**部队学院。的确一学期过后他的身体就好起来了,那你说他受益了吗?

  但是反过来是否也在说明,那个时候大家更多的是挑选我想去的学校和专业,不像今天已经变成了一个“我喜不喜欢另说,我得去这个学校。”我觉得这方面出现了一些扭曲。

  新京报:除了北广,还填了哪些志愿?

  白岩松:就是想考北京的学校。北广考不上的话,第二批院校我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商学院,我就觉得北京广播学院没录取,也会把我甩到北京商学院。反正我就是要来北京上大学。我都研究过,乘多少路汽车去北京商学院。

  新京报:为什么一定来北京?

  白岩松:我哥哥在79年考上了北京的**民族学院。带给了我很多外面的、鲜活的信息。我那个时候有这样一个概念,我觉得上大学城市很重要,其实我现在也有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我没把上大学当成是一个院墙里的概念,你最重要的四年的成长时间,如果仅仅局限在这个学校围墙里面,是多么可怕。所以你生活的这座城市很重要。

  谈大学生活:“那些大学里‘无用的东西’成就了我”

  新京报:你高中应该挺努力的吧。

  白岩松:我们高考的时候头两年上高一高二没那么紧迫,我早就定下来我要学文科,所以我觉得高一就在混,高二的时候那惯性还继续。到了高三不行了,平常陪你玩的人没了。大家全在学习,你怎么办?更重要的是,突然意识到,还剩一年了,不能不上大学。如果不上大学,没有出路。所以开始玩命。

  新京报:为什么说如果不上大学就没有出路?

  白岩松:可能跟我自己的这个家庭有关系,我爸我妈都是大学生,我哥哥83年大学刚毕业。我们没有任何的门路,我妈妈就是普通的老师,我父亲在1976年就去世了,我妈一个人带我们俩。路在那儿?

  新京报:你觉得大学之于你和你的家庭,意味着什么?

  白岩松:我爸是他们地区的第一个大学生,他是纯蒙古族人,连汉姓都没有。我这个“白”是“蒙满一家”时的赐姓,以前从来没用过。

  我爸上世纪50年代成为他们这个地区第一个考出去的大学生,从通辽考到了内蒙古师范学院。我妈是他们家族第一个大学生,考上了内蒙古师范学院,和我爸认识,有了我。

  新京报:进大学的感觉怎么样?

  白岩松:在大学我不仅读书还读人,那个时候我们的讲座非常多,我们广院非常活跃,各路人马荟萃,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如果让我感谢大学,我第一感谢大学的,是它彻底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我必须**思考。

  新京报:你和同学在大学里聊些什么?

  白岩松:我现在高校里面演讲,好多人都不信,我说真的我那时候卧谈会谈女生比例很低。谈的都是酸溜溜的东西,一个话题,因为观念不同大家可以吵一宿。

  新京报:酸溜溜的东西?

  白岩松:那个时代的大学校园里谈论的东西不是物质,不是**, 是现在常说的所谓诗和远方,是这个国家的命运,是自己想干什么。我觉得自己很幸运的一点,就是大学四年把时光浪费在了很多美好,但是没用的东西上。谈话,抬杠,大量看书,四处乱转,听讲座听歌。比如我办了广院的第一个书市,第一个体育节,我在学生会里供职,和同学“承包”了图书馆一年,然后请人来做讲座。其实今天看来这些活动都是无用的,但是这些成就了我,让我成为了我。

  谈感恩:“国家兴亡,学子有路,匹夫有责”

  新京报:你很感激高考。

  白岩松:我特别想讲一个很遥远的事情。1997年2月19号的早晨,我和刘春正在广州采访。那天睡梦中刘春突然把我推醒,“岩松岩松,起来,小平去世了!”

  我赶紧爬起来,我们俩就出去买报纸。广州的传媒很发达,六七点钟真买到了已经上市的报纸。当时我们正在做《新闻调查》,有采访。我们把工作时间压缩了,一上午全完成。 当天下午我们就到了深圳,去给***的画像献花。当时我们就看到,献的花被一车一车的拉走,因为献花的人络绎不绝。我们俩之后又跑到深圳植物园,到他种的那棵树下又献了花。

  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发自内心的感谢老人家。要说改革开放还是更宏观的事情,就仅仅恢复高考这一件事,就深深地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我是生活在海拉尔这个中国最北方的人,而***去世的时候,我是在中国几乎最南方的广州。如此大的跨度,也就是说生命的直径变大了。你从来没有想过,难道不就是因为高考吗?而高考就是***主政之后恢复的。我内心的感恩是非常强的。

  新京报:为什么感受这么强烈?

  白岩松:中国有一句话一直流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其实我觉得恢复高考在中间应该加上四个字,“国家兴亡,学子有路,匹夫有责。”

  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恢复的不仅仅是高考,是多少代中国人的公平、尊严、梦想等等。

  新京报:你把学子有路和国家兴亡放到一个高度了。

  白岩松: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是一本对我很重要的书。我今年重看了一遍,当曾国藩和他的湘军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打下南京,灭掉太平天国之后,他首先干的一件事是恢复乡试,也就是恢复高考。

  曾国藩出生在湖南偏远乡下的一个普通家庭,正是由于清朝的“高考”,他才有机会位极人臣。他深深知道乡试对一个个体意味着什么,对当时的朝廷来说又意味着什么。所以当他打下南京之后,恢复了中断十二年的乡试。他为此付出了相当大的气力,我理解他的心理。

  所以换过一个时代,恢复高考何尝不是一个更大范围的恢复乡试。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如果学子无路,匹夫有责不就是空话吗?

  不管是过去的一个延续了几百年的朝廷,还是现在的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只要还为四面八方的孩子、学子提供一条相对还算公平的路,就总不会太坏。

  如果这条路被堵死,梦想不可能再有,尊严也谈不上。所以我觉得,恢复高考的核心就是“国、家兴亡,学子有路,匹夫有责。”我特意断了一下,不能光是一个国,还有家。

  谈成功:“我们这拨人比较幸运的坐上了头班车”

分页: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