雏菊影评(一)

  雏菊,菊科中的草本植物,喜光不耐阴。据说花语‘你是否爱我’,因此,雏菊通常是暗恋者送的花。

  暗恋本是件既忧伤有美丽的事。单株凌弱的雏菊坚持着生长,就像人们坚持不懈的暗恋,美好的感情让人能够感到丝丝甜味,然而它毕竟是暗恋,最后本是甜味的苦还是变成了纯粹的苦,而雏菊的另一种花语就是‘离别’,《雏菊》最后的结局是相爱的主人公生死相隔。

  已经是第三次看《雏菊》了,每看一次就会多一次感动,在那弥漫着淡淡雏菊香味的述说中,在刻画细腻无处不在的忧伤中,在扑朔迷离的感情交叉悬念中…我无法不被它吸引。如同一杯醇醇的好茶,只有用心品尝,才能感到冲击心底的味道。

  惠英和朴毅从未正式交往,朴毅这能默默地在角落里看着惠英,而惠英,连朴毅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可这并不妨碍他们相爱,一座小河上的桥,一次次‘给你送花来了’的声音,一盆盆灿如朝阳的黄色雏菊,已经连上他们心里的路。朴毅是株黑色的郁金香,作为杀手的他伴随着的是杀戮,鲜血…所以命中注定只能躲在黑暗里,假装自己与惠英喝咖啡,道别…眼睁睁的看着;心爱的人误以为送了雏菊的正佑就是自己而与之相恋。尽管痛彻心扉,朴毅却是无可奈何。谁也不能阻止一个冷面杀手对一个画家的爱,谁也不能否认这种痛彻心扉的纯爱,对别人有多冷血。对自己爱的人就有多柔情。韩剧在物欲纵横的今天能处于不败之地,与世俗无关的纯爱主题无疑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它建立了在现实中不可能的童话世界,这个童话世界让我们倍感温暖欣慰。朴毅终于与惠英见面了,不是因为要得到惠英,而是朴毅看不下去惠英在正佑死后的惨痛状况。

  虽然最终他们已能彼此相认,然而就像结尾曲所唱的‘我梦见的爱情啊,总是离我这么近,但我能做的只是,看着你不发一言’。在这个充满陌生人的城市里,每天每天我都在绘画爱情里生存,等待和期待你在这里出现,带着雏菊的香味。是太迟了但是现在,我最终找到了你,但可能我们生就不能在一起,我从未希望让爱飞走,但是对不起我得走了,留下你一个人在这里呼吸。惠英为朴毅挡了枪子,朴毅也曾为了救惠英而扳动扳机。两个人再怎么惺惺相惜,也注定是个无言的残缺结局,如同雏菊再怎么向上生长,却只长出不能发育的爱。惠英绘画着爱,等待雏菊的芬芳跟着那个人骤然而来。其实梦寐以求的爱,已经近在咫尺,只是惘然不知…当爱情降临的时候,她不知道他的守候;当爱情真相大白的时候,他看着她在自己的怀里死去。这部电影,有干净唯美的画面,纯净悦耳的音乐,有忧伤执着的等待,惠英,一个人淡如菊的女子,出现的每个镜头都像一幅设计好的画面,带着草帽的她,推着单车的她,专心绘画的她,人群中无声呐喊的她。全智贤和其他两位男主角的精彩表演,为本片打打加分。

  尾声,画面又转回了开始,原来三个人早已经相遇,他们曾在一个屋檐下躲雨,雨小了,惠英和正佑先后跑出去,朴毅将那盆雏菊高高的举出来,阳光下是一片美丽的身影。


  雏菊影评(二)

  汉娜·施密芝在获得自由的前一天在监狱里自杀了。麦克·伯格忍着巨大的悲痛和内疚走进了她的狱室,书架上整齐地放着他寄给她的录音磁带,还有一些她学会读写后借来阅读的书籍。

  在这些施密芝阅读过的书籍中,有一本就是著名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

  艾希曼是第三帝国保安总部第四局B-4课的课长,曾通过自己在铁路运输方面的专长把百万犹太人送进了集中营。战争快结束时,火车车皮不够用,艾希曼便让被捕者自己步行走向死亡营地。

  阿伦特(犹太人)作为《纽约客》的特约记者在耶路撒冷旁听了对艾希曼的审判。让阿伦特震惊的是,这个“杀人魔王”看上去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表现得毕恭毕敬,甚至像一位绅士。

  在艾希曼身上,阿伦特看到了:“恐怖的、难以表述的、难以想象的恶之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

  艾希曼确实是一个尽忠职守、严谨勤奋的官员,每天埋头于时刻表、报表、车皮和人头的统计数字,极具工作效率。第三帝国的“国家理性”完全支配了、也合法化了艾希曼这样的“平庸”官僚的行为。他反复强调,自己只是庞大系统中的一个小齿轮。

  阿伦特认为,使得纳粹的罪行得以实现的绝大部分人都具有这种“平庸”特征,他们轻易地放弃了个人判断的权利。在罪恶的极权统治下,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灾难可以远胜于人作恶本能的危害的总和。这就是应当从耶路撒冷得到的教训。

  《朗读者》的小说作者、柏林洪堡大学法学教授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无疑受到了阿伦特的影响,他对纳粹罪行及其影响的思考始终在“平庸”的普通人的生活层面展开。

  那么,汉娜·施密芝真的就是“平庸之恶”的又一个例证吗?


  雏菊影评(三)

  汉娜确实是“平庸”的,因为她是一个文盲,还用谎言极力掩饰这一点。换句话说,汉娜由于无法读写(文盲)因而不能从文化及其社会秩序中获得正常尊严,进而把掩盖这种失败作为其一生拼死维护的尊严本身。

  汉娜热衷于倾听朗读,她对文化世界中的美好事物的向往越强烈,她对自己文盲身份的厌恶和恐惧也就越强烈,这是同一种感情的两面。这让她近乎疯狂地走上了一条维护、追求尊严的道路,为此不惜撒谎,抛弃工作和爱她的人。

  这种创伤性的尊严贯穿了汉娜的一生,构成了使她是她的精神核心。(www.lz13.cn)这种基本特征已经从根本上决定了她首先是一个值得同情的形象。

  和艾希曼作为有文化的“专家”却放弃个人思考判断和尊严相比,汉娜所追求的正好是艾希曼轻易放弃的这一切,虽然这种追求的起点很低而且困难重重。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那个时代在德国普遍弥漫的那种麻木,汉娜显然无法超越这一点。

  这种麻木既弥漫在集中营的施害者身上,也弥漫在受害者身上;弥漫在法庭上的审判者身上,也弥漫在被告身上;弥漫在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中。(小说比电影更清楚地展示了这一关键内容,电影中只出现了一个在法庭上织毛衣的被告形象)。

  在集中营里,无论囚犯还是看守,他们要继续自己的生活,一天一天地活下去,就不得不把毒气室和焚尸炉——杀戮和死亡看做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得不把他们自己的作用看得很轻,不得不像被注射了麻醉药或喝醉了酒一样让麻木状态占据自己。

  在这种共享的麻木之上,他们形成了一种使恶得以日常化的合作关系。在这种环境中,是非、善恶、生死等基本伦理问题都消失了,只剩下各种本职工作的日常计较。

  汉娜的不幸之处在于,在她那条偏执然而值得尊重的道路上,在她成为有文化和尊严的人之前,在她能思考人类的尊严之前,她已经不得不面对了关于人类尊严的大是大非的残酷考验——她没有能解救教堂里的那些犹太人,这是残酷的、有罪的,但这符合她当时的思考和行动能力,符合那个环境轻易强加给一个文盲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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