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给清华大学的一封信

  
清华,你好!
  
  和你的故事要从头说起,虽然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开头可言。2008年,我参加自主招生考试,被清华降分录取。夏天自己拎着大包小包来学校,报道的地点已经有媒体围追堵截,要求我畅想校园生活,我那时说“记录生活的日子结束,生活开始了。”——奋不顾身飞蛾扑火,有“时间开始了”的自我感动劲儿。
  
  如今我已大三,却还没有真正融入校园生活。现在在学校还常常迷路,同学讨论的成绩与保研,我也大都一头雾水。嘟嘟囔囔对学校的不满却说了很多,拿人不手软,吃人不嘴短。时值百年校庆,我想说给学校的,也不是感恩与颂圣,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怨言。
  
  因为身在学校,所以不能仅抱怨些片儿汤的话。白衣飘飘的年代没了,就别再紧紧拽住时间的裙角嗫嚅**;学术之不知礼之不存,也已经没有再捶胸顿足的必要;大师离去,微斯人吾谁与归。大势如此,学院当然不能幸免,所以也别再长歌当哭了罢。
  
  然而,除去以上这些,我对大学仍有抱怨,仍有不满,仍有震恐,仍有大惊小怪,仍有不情之请。
  
  大一、大二的时候,我喜欢拽着人聊**。当然,大部分情况是我支离破碎地复述着我在网上看到、饭局上听到的只言片语,骇人听闻。我的同学们总是左顾右盼坐立难安,一副盼着人把他们解救走的样子,实在被逼急才敷衍笑道:“中国就是这样的。”
  
  我那时还觉得奇怪,二十出头正是对**敏感的时期,即使是纯生理上也应有些喷张和兴奋,可他们是如此漠然或畏葸。那时,常常涌到我嘴边的话是:“你们到底在怕什么?”
  
  现在我发现,他们并不是漠然,我的同学们不是不关心,而是自动维护着**——仿佛维护着自己将要继承的遗产。(励志名言  www.lz13.cn)清华人是可爱的,愤青少,领导多,内心大概还是有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悲壮,表现出来却是高屋建瓴,虚头八脑的老干部摸样。
  
  陈冠中的小说《盛世》里有个叫做韦国的青年人,理想是进入***,因为“一个国家民族不能只靠物质力量,还要有精神力量,**才会团结在一起。硬实力重要,软实力一样重要……我是学法律的,可以替***的每一项决策提供坚实的法律依据,配合依法治国的国家政策。”
  
  韦国加入读书会,组织同学有系统的驳斥网上反动言论,举报反动网站,举报“危险”教授。是年青一代的美丽领袖。
  
  韦国说:“我今年已二十四岁。二十岁那年我做的十年计划,正一步步实现,但我不能自满。毛主席三十岁的时候在做什么?****局五个委员之一。这样一想,我知道我要加倍努力了。”
  
  我身边就有韦国这样的年轻人,越是高等的院校,就越多的如斯荒谬。这也不难理解,北大清华的学子一路都是教育和体制的少年既得利益者,成熟了,自然也是要沿着同一轨迹,而不能跌落到食物链的底端。于是,大学成了掠夺**资本的地方。
  
  我曾经旁观过学校的干部们做事,与教育和世俗标准下少年得志的成功者打过交道,他们毫无障碍地接受学校给予的一切价值观,自诩主流,一百年不动摇、一百年不怀疑;他们青出于蓝地运用官场技巧与规则,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有时,我看着他们滔滔不绝地在课堂、在会场说些“主流价值观”的话,心想:“他们**信这些,真可怕。”过了一会儿,又打了个寒战:“他们其实并不相信这些,那就更可怕了。”
  
  天真与成熟、愚昧与清醒、单纯与复杂、糊涂与揣着明白装糊涂,我无法分辨他们是哪一种,也无法分辨哪种更可怕。
  
  可是,你分辨,或者不分辨,他们就在那里。我的同学们,我的精英同学们,以后必然会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学术圈或者官僚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手握生杀大权。空气中有种紧张的成分,未来里藏着某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
  
  百年校庆快到了,学校里大兴土木黄沙飞扬,新的大楼和建筑一天天显现规模,学术成果在日夜赶工,我刚路过*场,看到四千人规模的团体*在训练彩排。
  
  百年建筑清华学堂去年年底在修缮过程中被烧,现在仍罩着绿色的大罩子,依稀只能看见脚手架。忽然想到,**时清华“百日大武斗”中损毁的建筑,也早就被修复痊愈了吧。记忆失,而永远不会复得。回顾既往岁月,将会把历史理直、理顺,甚至磨灭,下一个百年,又不知后人会怎样回忆起现世。
  
  百年校庆快到了,逢此盛世,锦上添花的话也不缺我一个人来说,泼冷水却是我所擅长的。往小了说,“母校就是你每天骂八百遍,但不许别人骂一句的地方”;往大了说,“为何我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那么,就此搁笔,是动情是矫情,就听收信人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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