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讲啦施一公演讲稿:知足常乐是创新的大敌

  我还挺紧张的,我想先问一下在座的有没有我们河南老乡?(有!)几乎占了一半儿了,因为我是河南人,还是驻马店人,所以到哪儿呢我都要先认一认老乡,我想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我其实就是一个中国文化的产物,到现在为止。我很幸运,我没有考试,是保送去了清华大学,入学的时候,懵懵懂懂,从学校里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已经对这个世界看得很明白了,但是在清华的一件事情对我影响非常之大。

  那就是我在大学三年级刚刚入学的时候,我亲爱的父亲突然之间离我而去。在9月21日上午,第四节课最后一节课下课之前,我们班的教室里突然进来一位传达室的老大爷,他就问大家,他说不好意思,我打扰一下你们,在座的有没有一个叫施一公的?我说我就是,他说你家里出事了,赶快出来。我当时心一凛,不知道什么事儿,出来以后看电报上,我大姐发来的只有七个字:父病危,速归速归!我拿着书包,没有回宿舍,就往火车站跑,十二点半就跳上了第一班去郑州的特快上。我很少流泪,应该说我都不知道上一次是什么时候流过眼泪。但是在火车上我一直忍不住,我不知道家里出了什么事。晚上九点多火车到郑州,我根本没有时间去等待公共汽车,我是从郑州火车站跑回家里,就是希望能够见我父亲一眼。但是在家的楼下,到楼门口的时候,看到的是几个花圈。

  那个时候我已经非常绝望,仍然想象这不是我的父亲,我跑上四楼,敲开门,看到家里的花圈,看到我父亲的挽联,当时我很崩溃,我无法抑制我的感情。其实我的父亲在两天之前下班的路上,被出租车司机疲劳驾驶撞倒了,这个司机把我父亲送到医院急救急诊室的时候,我父亲还只是昏迷。我们事后看记录,当时的血压一百三、八十,脉搏六十二,都是正常的,我相信如果正常施救,我父亲会看到我今天。可是当时急救室里有一条规定,任何人如果到急救室以后要先交五百块钱押金才能施救,而1987年五百块钱比现在我想五十万都难凑。当时这个司机开着车,花了四个半小时凑足了五百块钱,晚上十一点回到**医院急救室的时候,我父亲脉搏已经没了,零,心跳、血压都没有了,测不出来。我难以想象,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发生在我们家身上,为什么让我承受这一切。大学三年级的我,我的所有的价值观、世界观是崩溃的,我多次会半夜起来两三点跑到圆明园,直到把自己的体力在狂奔中消耗为尽,大哭一场,才能凌晨回到宿舍开始一天正常的生活。其实我想了很久很久,我父亲去世以后,我不再像以前一样觉得我只是简单的懵懵懂懂,简单地继续我的学业,也许将来做一个科学家。所以在大三的时候我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改变社会,我要从政,因为我觉得,从政可以最直接地给一个城市,一个乡村,一个省,一个行业带来福祉。

  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在冲击我们,所以我这个从政的想法经过两年之后最终没有往前走。我是提前一年毕业,我迫不及待走上社会。我的第一份工作你们也难以想象,是去香港经商,合同都签了,签了以后还没有得到履行合同就又失效了,还没有就业就失业了。我想了一晚上,在清华大学学生宿舍七号楼的三楼,决定出国留学,出去看看。我刚去美国的时候,我是很迷茫,我曾经想转行,曾经想转计算机、转经管,我觉得我一定要好好抚养我的母亲,我要挣钱,想了很多。但没有想到,一旦进了实验室以后发现在科学研究这个殿堂里面是如此之神妙,出乎你的想象。

  1995年从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物理系拿到博士学位,尽管觉得自己已经基本上板上钉钉会去做学问了,我总希望自己不留遗憾。我去面试了几个位置,拿到了一个保险公司中国首席代表的位置,当时面试我的这几位面试官有一位跟我讲,他说小施啊,中国的保险法刚刚放开,你加盟我们,我们进军中国市场,你转眼间就是六位数字的收入,六位数你们知道是多少美元,然后你会是中国市场的开拓者。当时听得我也是觉得很好玩,真的不是心旷神怡,因为我觉得不够浪漫。其实我去面试的主要目的是说服自己做学问,做科学是最浪漫的事情,最梦寐以求的事情。当你跟着自己的兴趣,真正凭自己的兴趣走一条路的时候,要坚定地走下去,不要被周围的人、事物轻易打动,对于我而言,从事科学研究这条路,我从来都觉得是一条正路,从来不会为周围的东西所打动、所打断。我也希望我们在座的朋友、同学、学生,大家能够好好地走自己的路,不要轻易地被周围的价值观所牵引,尤其是不要轻易地被以金钱论英雄的价值观所牵引。

  对我影响最大的当然是我的父亲,我也一直在想我父亲对我的期盼,想我怎么样可以往前走下一步。博士毕业的时候我就想回国,其实我们这代学生,我们都一度以为美国是一个美好、自由、完全**的国家。实际上我的第一个梦幻破灭就是到美国之后,我在美国被抢过一次,我的车也被偷过一次。到美国之后,一两年、两三年的经历让我开始能够比较客观地审视周围的环境和世界,让我的世界观重新稳定下来,甚至是回到了我父亲、母亲可能对我期盼的那种世界观的这个尺度里来。所以1995年的时候,我博士毕业,我想回国,我爱人仁滨问我,说你回国能干啥?你只是博士毕业,中国也不缺你一个,也不差你这样的人。当时我就答辩,我说回国至少三件事我可以做:第一,我可以去我的中学,去当英文老师,也可以做数学老师,我还是河南省数学竞赛第一名呢,当时。我说如果我的中学不要我了,说我没有做老师的资质怎么办?那么我说我可以去做导游,我喜欢旅游,年轻的时候,像你们这么大年纪的时候,我可以带团,就你们现在去旅游点,拿个小红旗带团,中文、英文讲解咱都可以。如果还不行的话,我开出租车总可以吧,北京街头我们的这个出租车司机多酷啊,侃大山、聊天,多豪爽,我就可以是叫出租哥,没问题,而且我又喜欢开车。我从来都觉得天底下没有过不去的难关,想开了,想清楚了,退一步海阔天空挺好的。但是毕竟我还有点不甘心,如果真要回来的话,我还想让自己往前走一步,因为你在用你自己的才智为社会创造财富,你在用自己的力量推动社会前进的时候是一种浪漫。所以又读了博士后,从读博士后开始,1995年的春天一直到现在,我从事相对而言比较**的科学生涯整整二十二年,应该说这是最让我内心得到平静和满足的一份职业。我有时候会在自己空闲的时候,给我的爸爸写几句话,告诉他我在学术上取得了什么成就,我的这些成就将来有可能有什么样的应用,会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价值,我会给我的父亲解释一下。做学术让我内心重新得到宁静,让我内心得到很多满足。

  如果你问我十年之前回国什么目的,其实非常简单,我想影响一批青年人,我想培养最优秀的创新型的青年人才。尽管1995年就想回国,一直到2007年,十年之前才在清华开始培养第一个博士生,中间又隔了十二年,我又花了十二年做准备,我总在想,我在普林斯顿做的事情,能不能将来在清华能replicate,能够再复制。我也常常心里不平衡,什么不平衡呢?我们总是以我们走出国门,到美国留学的留学生为例,说你看这些人到美国有多好,可是跟大家说实话,做得也不好。我这一届清华1985年,我们有两千两百五十一位本科生,毕业那一年和毕业之后那一年,我估计一千六七百都去了美国,现在大部分还待在美国,我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为啥跟大家讲这个,我讲我的心里不平衡,我们这么多极其优秀的中国学子,中国学生到了国外,可是他们有多少能脱颖而出的,这个比例非常小,非常非常小。所以当我在普林斯顿,成为助理教授的时候,我越发觉得心里不平衡,当我去跨国大的制药公司去参观,当接待我的和我交谈的都是白人,而下面打工的,我下面了解到的情况,这些中国人非常优秀,他们是我们的北大、清华、复旦、交大,国内一流的名校出去的学生,他们的智力,他们的能力,他们的学识,远远高于他们的雇主,他们的老板,他们老板的老板,可是他们很满足,非常遗憾,他们非常满足。因为我们的文化里面,有一句话叫知足常乐,知足常乐用来对生活,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没错,但是我们这些其实接受了大学文化教育的,得到了一些特殊教育背景的,我们这批中国人到了美国,到了海外,还是知足常乐,这就有大问题。所以我其实一直心里非常不平衡,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自己想回清华,想回到清华。

  我有时候想,清华强则中国强。我刚回国的时候,我曾经信誓旦旦,我说我要能改变三分之一的清华学生,能让三分之一的清华学生,不再为柴米油盐发愁,我觉得就会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就会是一场革命,会让中国变得更加美好。其实你想如果清华每年三千学生,如果我们没有一批学子,没有能够最后在满足小我的同时,能够把大我把这个社会放在心上,有这种浪漫的情怀,care for the society(心怀社会),这就坏了,真的坏了,这就是非常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我其实挺担心的,为什么人要学得,原来是这么回事,原来世界要看破红尘,要觉得世界不过如此,最后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不理解这一点,我真是不理解。我很小的时候隐隐约约觉得我的父母,觉得是老师希望我长大能够成才,能够做事情,做大事,当我小学的**老师告诉我,说,施一公,你长大了要为驻马店人争光的时候,我记忆到现在,即使在我最崩溃的时候,我也会写日记,我也会拍拍胸脯鼓励我自己,说别忘了你是施一公,别忘了你要做大事儿。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大事是什么事情,真的是这样,我虽然不知道要做什么大事情,我总是鼓励我要做大事情。在我看来,无论是做什么,最后一点就是看能不能作为一个人实现自己的价值,你能不能给社会带来价值,当你不能给社会带来价值的时候,我认为你作为一个人的价值的实现是有问题的。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位在座的都想一想,有自己**的判断。生命只有一回,如果不把生命体验到极致,你不后悔才怪!分页: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