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讲啦顾诵芬演讲稿:我的飞机设计生涯

  我很希望跟我们年轻同志交流,现在我们的航空技术,跟国外还有比较大的差距,很希望年轻人能为我们国家的航空制造事业做出创新型的贡献。所以我想说说我们的历程。

  我出生在祖国饱受**的上世纪30年代,“七七事变”发生以后,不到三个星期,我第一次经历了日本鬼子飞机的轰炸,那时候日本飞机列队地往西飞,**爆炸不仅是声音大,而且震动很厉害,家里的玻璃窗都发颤,当时吓得我们不知所措,也没有防空知识,所以赶紧从屋子里出来往院子里跑。幸好我们的邻居,他刚从德国回来,他在德国经过了防空训练,他就立刻喊“别往外跑,赶紧在屋里,躲在桌子底下”。所以经历了这一场以后,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边就埋下了,没有防空力量将来受尽人家欺负,所以暗暗地下决心我将来要搞飞机。

  一个堂叔叔,为了祝贺我十岁生日,送了一架橡筋动力的杆身航空模型小飞机,但是这个飞机不是很结实,飞几次就坏了,我父亲看我这么喜欢飞机,他带着我到上海,那时候解放前的上海,一家航模商店。那个商店是香港人开的,所以那个航空模型跟它的材料都是进口的,当时那个店主拿出一架一米翼展的橡筋动力的航模,就从柜台上起飞,撞到天花板下来还能继续飞,我看了非常热爱。我父亲看到我这样的情况,就咬咬牙给我买了一架,那时候好多块钱,回家以后我们的亲戚都议论,说我父亲对我太惯了。

  这个飞机拿回来以后,天好的时候,就在外面飞,下雨就在屋子里飞。当然飞飞撞撞的,飞机就坏了,坏了就自己修。但是有一些问题不好解决,它的机身结构是用轻木条粘起来的,那轻木当时我们国家是没有的,都是进口,那怎么办,我就只能用火柴杆来替代粘起来。胶水那时候也没去买,但是知道是用胶片在**里边化开以后,凝固了就可以当胶水用,而且干得很快,这样我就用这东西补飞机。飞机的蒙皮又要薄,而且很结实、韧,那么这纸我们家有,因为我父亲那时候看古书,有的重要的他要用这种纸描下来,所以这样粘下来,我慢慢就能自己修理那个航空模型。再加上我父亲给了我一套不全的《小学生文库》,那里有一本,那是三十年代专门讲航模的书,我看了很感兴趣,反复地读,所以这样我对航模慢慢就钻进去了。每年的寒暑假,我的时间大部分消磨在做航模上。

  到高中毕业,那时候是要上大学了,我考大学呢,选了三个学校,都有航空系,一个是浙大、一个是清华、一个是交大,很有幸都考上了,但是我母亲怕我远离上海的家,因为我们家里就我这么一个孩子,所以不赞成我去浙大、清华,最后就是进了上海交大。

  到我要毕业的时候,1951年初,那个时候我们正碰上抗美援朝,抗美援朝需要飞机,所以国家决定要建航空工业。那么我在1951年初的时候,我们学校的系主任跟我说过是不是你就留在交大吧。我跟母亲一说,母亲当然高兴,但是当时国家的形势建设是急需的,是放在首位。所以当时把上海的大专毕业生都集中在交大学习了一个多月,学习的主要题目呢,就是怎么样为**服务,怎么能毕业以后服从分配,参加国家的建设。

  当时就也不管我原来答应留在上海,叫我立刻上北京,所有交大航空系毕业生三天之内离开上海到北京报到。我是愿意出去走走,我不愿意在学校教书,但是对我母亲刺激太大。三天以后,按规定坐了火车去北京,当时我父亲跟母亲都送我上车站。可是回来以后,后来我父亲写信告诉我的,我母亲晚上基本上睡不着觉,经常是坐起来拉开窗帘看看外面,想我是不是有能突然回来的这个机会。由于她不断地在想我,引起了很大的思想负担,我父亲想了个办法,给她安排在图书馆里做抄写工作,希望能分散她的注意力,但是最终也没有办法,最后就转入了抑郁症,后来发展到非常严重的抑郁症,1967年去世了。所以对这个事儿我是感到很后悔,我为了搞航空把我母亲给牺牲了。

  到1956年的时候,国家的号召向科学进军,那么航空工业也考虑到要搞飞机设计。当时我的领导一个是徐舜寿同志,还有一位黄志千同志,他们俩当然是积极支持,积极地建议国家要赶紧建自己的飞机设计室。因为我们当时跟苏联的关系,苏联只是保证我们能制造出飞机来,而不告诉你怎么去设计飞机。他给我们制造的飞机呢,基本上是他要退役的飞机,没有新的东西。另外一点他们比较霸道,就是给我们制造的飞机,我们觉得不合适的要改,他也不同意。那么受到这些影响以后,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必须自己干自己的飞机,我们飞机的设计权,要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不能听从国外的。当时苏联专家的意见是你们建立设计室是可以,必须跟飞机工厂、制造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所以那个设计室必须建在沈阳,我当时也很愿意搞设计的,所以我没有任何负担地就从北京到了沈阳。

  到了沈阳我们组建了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徐舜寿认为要组织这么个队伍,必须从工作实践里边培养,一开始就动手设计飞机,在设计飞机里面遇到了问题再去找解决的办法。所以这样呢,他选择了一个飞机的方案,说先设计一架喷气教练机,那么这喷气飞机的特点是要用两侧进气,就让出机头来为将来设计飞机可以放雷达。他让我做那个气动力的组长,就整架飞机的气动设计,都由我来负责。我在学校学的是螺旋桨飞机,对喷气飞机一点基础都没有,何况要设计进气道,而且要两侧进气,当时对我来说是相当难。还好徐舜寿同志他们的朋友提了个建议,他说他最近看到一篇英国的航空学会的会刊最新的一期,那里有一篇专门讲进气道设计的。我刚到沈阳才一个多星期,还都没安顿好,我立刻就又回到了北京。那个时候从我们的招待所到北航,那路还没修好,我借了人家的自行车骑过去,而且看那个图书,因为那个杂志啊,白天别跟学生干扰,所以都在晚上,那骑车要经过很大一段泥路,把人家的自行车弄得不像样,但是最后我花了一个星期还是看下来了,而且把重要的图线都用描图纸描下来,现买的曲线板、三角板在那儿看,总算把那个进气道设计的一些原则弄清楚了。

  我回来以后,他们感到很满意、很新奇。那么两侧进气道在当时碰到的一个困难,就是当发动机收油门的时候,很可能出现一个进气道进气,另外一个口子出气,这样发动机就不能稳定工作了,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算不出来,只有靠风洞试验,于是我们设计了木头模型、进气道模型,但是要监测那个管道里的流动,必须有梳型排管,那管子很细,只能是自己做。当时我们就从医院里找那个报废的针头,然后回来自己接系统管,用铅焊把它做起来,经过两星期努力,那个梳型排管做出来,然后就送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低速风洞里进行试验。最后试验结果证实我们的设计还是成功的,没有出现发动机收油门的时候流动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那个飞机弄完了,那飞机就在北京的沙河机场进行了展览和表演,可是这个飞机做得比较仓促,从北京回沈阳的路上出现了问题,发动机的涡轮叶片断了。那发动机也是我们自己设计制造的,当时胆子也大,那发动机大概只经过了20小时的试车就送过来飞了,没有达到设计的推力,但是还是把飞机送上了天。我们歼教-1一共生产两架,一架送给了南昌,还有一架就在沈阳601所,后来转到了沙河航空博物馆。1957年的时候,到***去给毛主席汇报的时候,毛主席还看了这个飞机模型,说我们很骄傲。

  1957年的时候,我们搞完了歼教-1的那个初步设计以后,我们的领导徐舜寿同志就觉得应该考虑下一个型号搞什么,他当时提出来要搞超声速的歼击机,他觉得这个是我们必然要走的路,因为我们是为国防服务的,所以必须用歼击机来抵御外敌。但是对于超音速飞机、超声速飞机,我们是完全没有技术储备的,世界上才经历了十到二十年,没有很多公布的数据,因为这东西都是各国家的机密,谁也不会告诉你。那么搞超声速飞机,首先要定它的气动力的布局,飞机机翼怎么样,尾翼怎么安排等等,进气道怎么设计,那么这个事儿怎么办?当时1958年科学院已经建了104计算机,利用它70多位学员的力量,给我们的飞机进行数值计算,算了三个月,结果是有了。我们飞机设计完以后,试飞、首飞都很顺利,但是飞到马赫数0.85的时候,突然出现了飞机的振动,按飞行员的说法,这个马赫数0.85的振动,相当于破公共汽车在不平的道路上奔跑一样,开得再快人受不了,所以必须要排除。可是怎么弄,具体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必须上天看。

  我们没有**机,所以只能是人上去看,得到鹿鸣东同志的支持,他说我飞歼教-6,你坐在后面可以看。怎么看法,就在飞机的尾巴上都贴毛条,就是毛线条,那时候的毛线是凭票买的,我们的同事拿自己家里的票,买了一磅红毛线,剪成一段段,每段150毫米,贴到垂尾上,贴到后机身上。当时我们的手段,没有**、录像设备,只有一台单镜头反光的照相机,胶卷也舍不得买新的,用的是原来库存的电影胶卷,照出来也看不清楚,几次以后我跟老鹿说,干脆我拿望远镜去看,看看那毛条到底在哪儿抖。后来老鹿也同意,说这样,我们尽量靠近,一步步最后到十来米以后,老鹿说不行了,再靠近太危险,那么拿望远镜也看不出那个毛条的抖动,但是看到的就是飞机一起飞,我们原来开的十几个吸气门没用,一离地就关上了,没起作用,这样下来以后再仔细看,水平尾翼跟后机身之间,一大片的毛条全没了。因为毛条在扰动的气流里面就像旗在风里一样,甩得厉害以后都扯断了,所以肯定这些地方是气流分离的地方。这样呢,我们就在那些部位加装了整流罩,另外把十个进气门也就堵死了,以后的歼-8就按这样的方案继续飞下去了。

  耽误大家时间太多了,下面我就不再说了,我只想说一下对我自己的经历的评价。我觉得我们搞科技的人必须首先想到的是国家,我们的事情都是为了保卫国家来做的,这是

分页: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