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芳:在念大学娶幼儿园的年代,很幸运能嫁给同龄的你

  文/王芳

  2017年,3月15日,我们终于在一起了。老实说,虚长了30几岁,但直到遇见瓶子哥,我才发现原来这世界上真的会有一个人,能为你的生命带来无限的色彩和归宿感。

  我和瓶子哥算是晚婚当中的晚婚了,毕竟都已经是走在奔4的路上的人了。和全世界所有活了这么大年纪的人一样,我和他当然也有自己的过去,但这不重要。因为我们决定确定恋爱关系时,他是单身,我也是;这就够了。

  晚婚其实并非我们所愿,但就如网络上流传那句“离婚要趁早,结婚要尽晚。”一样,或许这世上的所有事情都需要历经生活的磨难和时间的锤炼,才能得偿所愿,爱情也不例外。

  我和瓶子哥都出生在小县城的普通工人家庭,从小生活比较艰苦。我们小时候不要说燃气灶或热水器,家里就是连个自来水龙头都没有,接水要去坝子里的公共水龙头,上厕所则要走到很远的公共厕所去解决。特别像周星驰的电影《功夫》里“猪笼寨”那种环境。我在祖国的北方,他在祖国的西南。在偌大的版图上,我们是不起眼的两粒尘埃。

  瓶子哥17岁就选择了服役,在**守卫边关,退伍后后才到北京一边辛苦打工,一边参加大学自学考试。而我也是从17岁开始,就不得不自己挣钱维持生计,因为从小学声乐的关系,所以我就常年在酒吧驻唱。因此在那些年,身为北漂的我们,生活同样艰辛。

  当年为了省房租他住在当时还不通地铁的通县,然后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坐长途车去公司上班,车程单边长达3个小时,往返就是6个小时,早饭和晚饭都只能在四惠的公交换乘车站用一个肉夹馍解决。白天要工作,晚上到家就十点,第二天五点又要早起,所以必须马上睡觉。可这样就没有学习的时间了,因此他只好利用在车上的时间看书。车上看书伤眼睛,所以他患上了600多度的近视。就这样,他艰难地在北京扎下了根。

  而当年为了赚学费和生活费,我不得不经常在放学后去酒吧驻唱。当时在酒吧唱歌一天能赚150块,一周大概能去三四天。这样一个月下来,还是有接近2000块钱的收入,足够我应付开支。但这还不是最艰难的,作为一个女孩子在酒吧里唱歌,最艰难的是还要应付各种无妄之灾。记得有一次几个喝醉了酒的壮汉,冲上舞台来,把我拽出门外,然后准备硬往车里塞。我吓得拼命哭喊,踢打,但是一点用都没有。幸好,这时候一个平时比较照顾我的酒吧领班看到了,才跑过来护住我,对那几个壮汉说:“几位大哥,这位是我妹妹,如有得罪,请多包涵请多包涵。”然后不由分说,把我塞进旁边的出租车,叫我赶快走。

  那天回家以后我吓得瑟瑟发抖,然后自己扑在床上大哭一通。第二天我害怕极了,但是却还是只能咬着牙继续去唱歌。只不过从那天开始,我就和乐队的另外两个歌手约好了结伴而行,一起去唱一起离开,如遇危险彼此必须互相帮忙。在那之后,类似的情况又发生过几次,但仗着人多,我们总算能有惊无险。就在这种情况下,我艰难地上完了大学,然后考上了声乐系硕士研究生。从那以后,我终于不用再在酒吧里驻唱,而是可以参加一些正儿八经的文艺演出了。演出一次的费用,也从150块,涨到了几百上千块。我在这个城市,也终于站稳了脚跟。

  有些人会被生活的重压压垮,而有些人则越挫越勇;我和瓶子哥属于后者。虽然那些年的生活很苦,但我们并没有像苦难屈服,也没有选择与社会的阴暗面同流合污,我们始终坚持内心的简单干净,我们始终不放弃自己所热爱的事业:他的书和文字,我的琴和歌声。

  有时候我会一个人独坐在出租屋的阳台上,看着这座城市的灯火辉煌,虽然那温暖的万家灯火还没有一盏是属于我的,但我始终相信,终有一天会有的。瓶子哥说,那时候他已经不住通县了,而是搬到了四环内。只不过他没有机会独坐在出租屋的阳台上远眺万家灯火,因为他只能租住四环内的地下室。但和别人不同的是,即便租住在地下室里时,他也不肯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追求。

  他戒了烟,然后用买烟的钱去买正版书买正版碟,这些书籍和碟片到现在他都还珍藏着。我翻过一些碟片,既有东方《春江花朝秋月夜》、《渔舟唱晚》、《琵琶吟》的民乐经典,又有柴可夫斯基、肖邦、韦伯以及德沃夏克等西方大师的专辑,有些甚至有好几个不同乐队演奏的版本。我很难想象,是什么力量使得一个月收入只有几千块的男人,蜗居在地下室时,仍然对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有着如此执着的追求。

  也许是因为吃了整整两年肉夹馍的原因,当工资终于够在四环内租住得起地下室的时候,他发誓再也不要吃外面的东西了。由于地下室排烟不顺畅,无法炒菜,于是他花了很少的一点钱,买了两个定时电饭煲和一个定时电炖锅,每天晚上八点他会去超市买开始打折的肉菜,然后洗净腌好,第二天早上临上班前定时烹饪,晚上七点下班到家刚好自动煮好,其中一半晚上吃掉,另外一半第二天带到公司去吃。如此循环。即无油烟,又省钱还健康。

  瓶子哥说:“只要肯动脑肯动手,这世界上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瓶子哥还说:“生活本来就很苦了,所以当然要依靠自己的双手让自己过得好一点。” 他所谓的好一点,不是要买什么性能的手机,背什么牌子的包,而是在同等开支条件下,尽量做出最优化的选择。因为生活不是为了给别人看,而是为了让自己赢。

  而这,也深合我意。在酒吧驻唱的那些年,我见过太多太多的人和事。有些姑娘长得也很漂亮,且早早地就背上了名牌皮包和穿上了昂贵的衣裳。但在我看来,这些东西的价格远远超出了她们力所能及的消费水平。在小芳看来,美丽是上天赋予我们的珍贵礼物,但如果用美丽去换钱,那简直就是对这份珍贵礼物的贱卖。所以,我时常会替她们感到不值。

  我坚信对一个女人来说,懂得珍惜自己,才能永远美丽。有些老奶奶即便六七十岁,依然美若桃花。这肯定不是因为她们善于用自己的美丽去换钱,而是因为她们懂得如何去经营好自己的人生。我认识不少美美的老阿姨,尽管她们的生活和职业大相径庭,但共同点是:“她们的爱情都相当美满。” 但美好的爱情当然不可能诞生自钱色交易,也不可能源自简单的****,而只可能在两个人三观相合、志趣相投的情况下产生。

  网上曾经热传过一个段子是这样的,有三个人在互相攀比炫耀谁的媳妇更小。刘*威表示:“我74年的,杨*86年的,我大三时她才小学一年级。”  李*江不服: “我39年的,梦*66年的,我大三时,她没出生呢。” 而张*谋哈哈大笑:“我50年的,陈婷81年的,我比我丈母娘还大11岁。”  在小芳看来,这个段子的价值观是扭曲的,是在制造一种女方年龄越小男方就越“成功”的扭曲价值观。—— 果然有很多看过这个段子的人都纷纷地表示:“如今这世道,令人艳羡的婚姻就是念大学的能娶到念幼儿园的。”但我却不这样认为。因为喜欢一个人,必须是知己。虽然知己未必就能做爱人,但爱人必须是知己。年龄相差太大,难免有鸿沟,成为知己的可能性很小。

  很幸运的是:瓶子哥和我是同龄人。他上大三时,我上大一。算是学妹。

  有人很不明白我为什么会选择嫁给他,因为在他们看来追求我的男人有很多,其中不乏富豪和巨贾。而周小平和这些男人比起来,简直穷的叮当响。有时候富豪们的一顿饭,我的瓶子哥得爬半年格子才能赚回来。但一个真正追求生活品质的人,又怎能一切都只用钱去衡量?

  瓶子哥的确没有什么钱,婚后我们就要过一起还房贷的生活。可是那有如何,这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不都是这样生活的吗?我记得在古代人们在形容美好婚姻时往往用的词是“才子佳人”,而不是“地主佳人”。这就说明,真正美好的爱情除了需要物质条件上的满足之外,还需要更多的精神契合。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到了现代人们对美好婚姻的评判标准却变成了极为粗浅的“嫁个土豪就好”。

  后来我想,这也许是之前中国人都穷怕了,过够了穷日子,所以在经济急速发展的这些年里,人们产生了一种对财富过分渴望的饥饿心态,对物质的过分渴望掩盖了人们内心对精神的实际需求。这就好像一些快要饿死的人在获救后,往往会不顾劝阻拼命吃东西,且觉得人世间除了食物之外,什么都不重要一样。而这种过分渴望的饥饿心态,其实是相当有害的。一个饿久了的人,如果暴饮暴食很容易猝死。而一个穷怕了的人,如果变得见钱眼开,那么即便他最终得到了钱,可也一定不会得到幸福和快乐。

  婚姻本该属于爱情,又岂能明码标价。

  但幸好这些年,中国人的心态越来越淡定了,经济的长足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使得我们越来越能清晰地认清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早些年所有女艺人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嫁给土豪,但绝大多数人后来都说自己过得很不好。于是这些年,人们渐渐回过神来了,女艺人一般都开始选择嫁给男艺人,而不是嫁给土豪。因为至少同为艺人,大家还能有不少共同语言,甚至还能在工作和艺术道路上互相帮助,相扶相持,相濡以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件好事,也是一种价值取向的回归。

  而我就是喜欢瓶子哥的才华,他的才华并不是那种专精于某一领域的学术研究,也不是那种油嘴滑舌地抖贫嘴,更不是浮于表面的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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