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读后感4000字
诸葛亮——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
“丞相祠堂何处寻， 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 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 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
静心研读杜甫的《蜀相》，使人感慨万千，荡气回肠。
但是品味了《三国演义》，就认为真实的孔明与神坛上的那个诸葛亮反差太大。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却没有人敢于在诸葛亮的问题上说实话。其实原因很简单：诸葛亮已经稳稳当当的屹立于神坛之上！历代知识分子对他只能仰视和崇拜。如果谁敢于用平视的眼光、用理性的态度来考察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问题，别人就会误会你，认为你放弃了中国人唯一的真正的宗教—“孔孟之道”。放弃了中国人唯一的真正的宗教，就等于放弃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生存权。当时绝对没有“出国”这么一说，不从众就等于放弃前途、放弃生存。所以学者们只能把偶像捧得更高，既便有些批评，也只是在仰视的角度上批评。而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的神，不能认清诸葛亮的真实面目，则不能认清三国历史的内在玄机，也不能对整个中国历史作出理性的审视。竖立起一座神像，付出的代价却是整个民族对历史的误会。而一个不能真正了解自己历史的民族，就是没有希望的民族。
诸葛亮是如何登上神坛的呢？这里面有很复杂的原因，分析其中奥秘，等于将分析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演变史，不能不说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诸葛亮显然是一个有远大**报负的人。出山之前，按陈寿的客观记载，明明是“每自比管仲、乐毅”，而《出师表》中，却虚伪地称自己“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一般不细心研读历史的人，很难发现这种心口不一的强烈反差。而以这种强烈反差为切入点，我们同时可以看出诸葛亮在其早年已展现出不凡的**才能：在乱世，没有任何人能预言天下将归属何人。投身任何一个军阀集团，都同时面临着成王成寇的双重命运。于是很多人便随意地将自己的命运付之于未知的筹码，其原因可能是知遇之恩，可能是正义感使然，可能是利益的权衡，甚至可能是某种**智慧。而诸葛亮是不会把自己的**前途轻易地交给任何人，他天才般地选择了刘备，迈出了“光昭将来，刊载不朽”的第一步。其所做所为出于独具慧眼的眼力：看中刘备可靠的**旗帜。抗拒住了一时名利的**，投身前景并不算光明的刘备，这说明诸葛亮比别人更有远见，他追求的不是一生一世的功名显赫，更不是所从属**集团的整体“事业”，而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万世美名。这种选择方式，如不加以分析，很容易为他的“表演”所迷惑，以为是一种“汉臣”的大公无私，实际上，这才是貌似大公的大私，远比追求个人物质利益的“自私”更加“自私”。同时，他也看中了刘备人才匮乏的现状将给自己提供无比广阔的发展空间。对待东吴的拉拢，他巧妙地回答：“孙将军可谓人物，然观其度，能贤亮而不尽亮，吾是以不留。”这几句巧妙的对答，加上以《三国演义》为标志的三国俗文化给人们造成的神化诸葛亮的思维定势，使人们往往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孙权器量小，所以不能充分发挥诸葛亮的才能。这种论断显然是幼稚且无意义的。孙吴不能“尽亮”真正原因，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好位子都叫别人占了”。
面对人才济济的曹魏，诸葛亮则更是“立场坚定”。入蜀后，他曾为投魏的好友徐庶和石韬叹息道：“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见用乎？”一生一世具备一种领导艺术和**智慧的诸葛亮，偶然有这么一次“真情”流露，便立刻暴露了自己“宁为鸡首，不为凤尾。”的价值取向。他为早年好友的“不见用”而遗憾，这种感情应该是真实的。但显然他更多地是庆幸，自己没有“伦落”到一个“多士”的势力集团，因而在刘氏集团中鹤立鸡群，一枝独秀。看到诸葛亮这一瞬息的真情流露，不仕吴的问题还需要更多解释吗？
曾有人根据三国志上关于诸葛亮“严法”的记载，断定诸葛亮“以法治国”，蜀汉是“法
治化国家”。这显然是象牙塔中的书生之论。
从本质上看，“法治”是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物，在中国封建社会，在毫无法治传统的中国，不论“严治”还是“宽治”都永远是地主阶级的**斗争策略。“宽治”则是掌握**的地主阶级集团收买另一个地主阶级集团的法宝，而“严治”作为一个掌握**的地主阶级集团用来打击另一个地主阶级集团的手段，是掌握**的政客打击其它政客的方法。诸葛亮的“以严治蜀”也是同样，它是诸葛亮用来打击益州土著集团，维护荆州集团统治权的工具，是用来打击持有不同政见者，维持诸葛亮一手遮天专权统治的手段。诸葛亮的“严法”恰恰是“人治”而不是“法治”。
擅权心强的诸葛亮，不仅大权独揽，甚至连小权都不肯放手，仗责五十以上都要亲自过问，他绝不允许朝臣们对自己稍不顺从。通过其炉火纯青的**表演术，展现其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的本色。诸葛亮不仅排除异已，而且还为自己树立了“刑法虽峻而无怨者”的美名。人们为了论证这一点，常常以诸葛亮的主要政敌的被废为例，如廖立、李严之被黜，习凿齿称之为“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镜至明而丑者无怒”，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蜀国官修历史的缝隙，看到诸葛亮是如何把自己化装成“水镜”的。
首先是李严受到惩罚。李严的失败，缘由是自己运粮不济，派人假传圣命，让诸葛亮退兵，而自己又假装不知道这件事情，最后诸葛亮拿出前后书信，李严只能认栽。从这件事看，似乎李严罪不可赦。一般人都认为诸葛亮明镜高悬，对犯法高官毫不留情。但从史料上一个个细节来分析，诸葛亮就再也演饰不了他一开始便对李严所抱有强烈的忌恨之心：
如李严被黜是建兴九年，在此之前的建兴五年，李严还是地位仅次于诸葛亮的顾命大臣，而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赞扬了一大群朝臣，而对李严这位地位仅此于他的重臣却只字未提。看来《前出师表》真是诸葛亮的“心声”！再会表演的人，也总会有一时放松，吐露心声，这使我们看到诸葛亮的阴暗面。
再如，诸葛亮曾称李严“部分如流、趋舍罔置，正方性也”；而到李严犯事，又说“尚为小惠，安身求名，无忧国事。”如此前后不一的言辞，让我们体会到了诸葛亮的“机巧”不是说着玩的。千百年来，又有何人注意到这一尊神，诸葛亮常常随意**他本人过去的言论。
诸葛亮与李严对立的原因无须多论：两个权力欲都很强的政客碰到一起，无论如何也避免不了你死我活的**斗争。李严是刘备钦定的第二号托孤重臣，而对诸葛亮这样一个无论
权力欲和表现欲都极强的**家来说，他根本不需要副手。于是诸葛亮处心积虑地压制李
严，消除李严的兵权，外放到江州，大行冷落排挤。而最后似乎真是“苍天不负有心人”，李严一念之差，亲自把自己的把柄送到诸葛亮面前。
而廖立的获罪完全是祸从口出。只因为当着李邵、蒋琬等元老重臣的面，批评了刘备不把精力用于取汉中而用于和孙吴争夺荆州的战略失误，指责关羽“怙恃勇名，作军无法”，而后又评判指责向朗、文恭、王连等朝臣。李邵、蒋琬自然把这种“重要信息”报告给诸葛亮，诸葛亮正好有了借口，于是以“诽谤先帝，疵毁众臣”的罪名把廖立废为平民。从中国几千封建历史我们可以得知：制造“***”，从某人言论观点中寻找罪名，是官场斗争最普遍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而凡是由言论定罪者，几乎全部是**斗争的牺牲品。自然，廖立的牺牲只是千百万“***”囚客中微不足道的一个，而绝非所谓诸葛亮“法度严明”的体
现。
此外，史学家有时候也会通过比较间接的方式告诉我们事情的**。《廖立传》有云，廖立“自谓才名为诸葛亮之二”。这下我们就恍然大悟了：廖立不仅自视甚高，自称“诸葛亮第二”，而且才名冠于蜀中，受到蜀人普遍称赞。惹怒诸葛亮的原因恰在其中。
而彭羡，字永年，似乎史官一时疏漏，便真情表达。这个彭永年刘备很喜欢他，“以为奇”，而诸葛亮“虽外接待羡，而内不能善，屡密言先主…&hel